李竞（口述）   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 

刘炎（整理）   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 

• 在北京和戴文赛先生相遇、相识

1948年的秋天，夏秋之际，我得知戴文赛先生并没有到南京去，而是到燕京大学报到了。 

李元告诉了我一个地址，同时还告诉了一个信息：戴文赛先生这次到燕京来教书，肯定只是一个中间过程。将来会有更固定的安排，长远的打算，他将来完全有可能要到紫金山去。李元还透露一个信息，说是戴文赛先生回京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要成家。他说你要到燕京去，很可能会见到这位未来学长的夫人。我就跟戴文赛先生写了封信，介绍我自己，相约一时间到他家去做客。当时从北京城区到燕京大学有校车可去，我就搭校车到了燕京大学。他在燕南园，那是教授的别墅区，也就是梁思成、林徽因他们住的那样的房子。到了戴先生的家，戴先生出门相迎，我看到后有点吃惊。因为戴文赛先生显得比他应该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，主要是因为他的头谢顶了。我进到他的住宅后发现，他好像是旅行刚回来的样子，完全是不像是就要在北京大学自己的公寓住下的场景。行李也没有打包，东垛一堆，西弄一箱地在那儿敞着，根本就不像有一个长久之计的那种局面。 

戴先生非常热情地欢迎我，介绍了他在英国留学时做恒星物理的光谱的工作，大学毕业论文等。当时跟戴先生谈话非常广泛，知道了他还会吹单簧管，他拿出乐谱来哼唱，我就知道他是会识读的。在中国老一代的天文学家中，喜欢古典音乐的还是不少，但能够识谱的，可就真是不多了。戴文赛就是一个极少有的、能够识谱的古典音乐爱好者。这样我跟戴先生又成了音乐领域的同好，非常高兴。那次还在他家吃了晚饭，他家有一个男仆做饭。 

于是，我就认识了一位大天文学家。

• 1952年版本的《天文学名词》

戴先生在出国之后、回国之前就已经决定将要在天文领域扎根，在这个阶段他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。 

中国天文学会在1934年时出版了一本叫《天文学名词》的书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有名的。有英、德、法、日几种文字对照的，到现在已是一个文物了。 

在1948年认识了戴先生之后，我得知他手边已经积累了一些新的天文学名词。戴先生是个有心人，早在进入天文领域之前，他已开始注意到天文学名词的工作。他做一些天文学名词收集的卡片，正面是中文，反面是英文，还写上出处。这种卡片，是老一代天文学家，或者任何一个学科做科学名词修订时候必要的工具手段。他告诉我1934年出版的《天文学名词》很可能要重版。

1952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，教育事业也正在百废俱兴的时候，戴文赛先生果然编集出版了一本新的《天文学名词》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本，补充了1934年之后中文天文名词的一大段空白，应该是功德无量的。

图1：1952年版本的《天文学名词》

• 三种三语版式的《天文学名词》

1957年2月，中国天文学会在南京召开建国后的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，会上有一个重要的决定：要以天文学会的名义出版新中国的第二本天文学名词词典，希望限期两年完成。于是新组建一个天文学名词的审定委员会，戴文赛先生任主任，下面有两、三位委员，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。但当时我和紫金山天文台的同事沈良照都只是研究实习员，还差两档，进不去。于是就成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。词典的内容根据戴先生指导，由我们自己确定，有英、俄、中、三种版本。一个是英文开头，英中俄；一个是俄文开头，俄英中；一个是中文开头，中英俄。这三本词典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个任务。

我从1956年起，就继续戴文赛先生在昆明还没有完成的任务，把他的双语对照卡片，再扩大两种：一个是俄中，另一个是俄英，共三种卡片。当时沈良照由于身体不好，可能是呼吸的器官不太好，因此名义上是三人小组，实际上只是我跟戴文赛的两人小组。我把收集好、审定好的卡片带到南京大学天文系，在与戴文赛先生吃完了午饭之后，就一起进行审定，这样共做了两年。 

1959年时，我被调往北京天文台，就带着这三大摞的卡片去北京。戴文赛先生非常慷慨，完全没有说要什么版权、版税的，都没有考虑，都给我了。我就把这三大摞卡片一起交到了科学出版社。由科学出版社进行名义上的审定，实际上因为有戴文赛的名声担着，很快就通过了。在1960年元旦之前，这三本书都出版了。应该说是按期、胜利地完成了中国天文学会交给的任务。

图2：1959年的俄-中-英三语版式的《天文学名词》

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向被看成是一种天文公益事业，很少有谈报酬之说。“出差费”，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。1959年这次的《天文学名词》，大标题署的名是中国天文学会，而小标题倒成了李竞和沈良照，却没有戴文赛。这都是上级的决定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。我总算挂了个名吧，还有了一点非常有限的稿费。 

这就是在1959年向国庆献礼的时候，中国天文学会完成的一个大的作品：三种三语版式的《天文学名词》。这套《名词》一直沿用到、盛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。 

在此之后，我跟戴先生就是山南海北，相隔长江了。共事的机会也比较少了，但是在一起开会的时机还是有的，因此跟戴先生还是常常相遇。跟戴先生相遇时我们有着一个永久不断的话题，就是天文学名词的审定，这是我们永远的议题。 

但是后来非常非常的遗憾，1979年时，戴先生因患肝癌不幸去世，留下了一大堆未竟的事业。他一辈子孜孜不倦，我猜测，以他的这样的文豪，手边可以出版的散文想必就有不少。 

在此，我想借这个机会，在北京中日医院养病的期间，叫我老伴给我录音，回顾这从20世纪50年代初，一直到1959年最后时期的一些往事，主要是集中在天文名词的审定上。

（2021.04）

（此文载于《天地境界 宇宙情怀——戴文赛先生纪念文集》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2.01）